近段时间以来，全国多个重点城市的房屋租赁价格持续上涨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等城市房屋租赁价格平均涨幅同比超过10%，广州部分地段好、公共设施便利地区的房屋租赁价格涨幅甚至达到20%。另据新京报报道，6月北京市租赁市场的平均价格为2947元/月，比5月份环比上涨2.1%，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5.8%。

    根据相关机构公布的数据，2009年北京应届毕业生的月平均工资为2472元。可见目前的租金水平高出应届毕业生的收入约2成左右。西城、东城、崇文、朝阳、海淀等中心城区的平均租赁价格更是在3200元/月左右，已经接近北京职工的平均收入。

    一般而言，在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过程中，人口和财富向大城市高度聚集，进而导致高房价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，也是一个市场问题。与此同时，任何人离开祖辈生存的地方，到达另一个无亲无故、完全陌生的地方生存发展，基本上都要从零开始，买不起房只能租房住。但是，房价高了可以暂时不买房，而如果房租疯涨到远远超过平均工资的程度，则会把刚毕业的大学生、刚进城的农民和农民工以及困难群体逼向无立锥之地的境地，也就意味着他们向上发展的空间从一开始就被严重挤压。

    而今日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有一个特殊之处，就是农民在农村的土地和房屋没有受到严格的产权性质的保护，因此不可能实现哪怕最低限度的“变现”，使之成为进城创业、立足、安居的资本。这些农民以及他们的儿女，包括他们那些大学刚毕业的儿女，几乎都是两手空空来到城市，一边要面临着农村土地和房屋相对贬值、无法变现，一边要面临城市节节攀升的高房价。

    虽然今日北京等大城市房租的上涨有一定的特殊性，比如大中专院校学生毕业的季节性因素；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使得部分购房者推迟购房，持币观望，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房屋租赁市场的需求；大规模的旧城改造；此前房价上涨过快导致业主对租金有更高的要求等等。但从长远看，城市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的矛盾将持久存在。单靠市场无形的手不能解决问题，迫切需要政府有形的手进行有效干预。政府有效干预不是直接去干预租金，而是应该从城市规划、农民财产权利保护、新移民居住权利保障等全方位入手，保障城市新移民“居者有其所”，即使不能实现人人都拥有产权房，起码也要让他们有一个安居之所。否则，随着未来二十年四亿农民进城，城市的和谐稳定令人心忧。

    从城市规划上，应该允许生活成本低廉的“城市贫民窟”存在，居者有其所总比无立锥之地强；从产权保护上，应该切实保障农民土地、房屋的独立产权化和资本化权利；从新移民居住权利保障上，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小面积的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，并惠及有一定条件的外来人口。